世纪之交，中国美术经常谈论的话题是“国际接轨”。虽然近年来中国艺术家在欧洲重要的国家展事中频频亮相，但在很大的程度上仍是被他者选择的结果。人家的轨道，人家的列车，我们只是搭车而已，谈不上接轨，而文化、艺术是否须要接轨，其本身就是个争议的话题。对中国美术而言，缺少的并不是创作，而是大型展览的机会与机制。说得直接一点，也就是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威尼斯双年展、自己的卡塞尔文件展，双向选择、相互沟通，才是真正的交流。两年前在成都现代艺术馆举办“世纪之门：1977~1999中国艺术邀请展”时，举办成都双年展的想法就开始提出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终于如期举行。

　　作这个展览的初衷，是想为中国美术提供一个展示自身力量的

舞台，以众声喧嚷的时代，有自己说话的地方。当然我更希望成都双年展侧重于架上艺术，以深入研究中国本土艺术，特别是架上艺术自身的特点，以区别于其他的双年展。

　　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我曾思考过许多问题：首先是架上艺术，它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充份发展？其可能性何在？然后是展览机制。尽管我们按国外惯例实行主持人制度，但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形式，对艺术创作有无伤害？是否应该进行评估和反省？还有艺术产业问题。坦率地说，成都双年展之所以能够举办，一是托加州集团的经济实力，二是因我本人对艺术的热爱。但这并不是大型展事成立的根据，因为这种展览只有支出没有回报，不能成为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在参与展览的多方面力量中，艺术家是否只管创作？他

们究竟应该在产业化展览机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努力的结果，也是妥协的结果，但妥协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在双年展开幕之际，我愿意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让大家共同去对面、去探讨。

　　也许后现代时期的特色之一，就是人只能置身在问题之中来思考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一时之间难以找出答案，但毕竟我们在思考、在努力去做，事实上也只有在做对的过程之中，有些东西才能逐渐清晰起来。不管怎么样我们毕竟做了，起码对自己有了一个交待。正是这样的心情，鼓励我们，也鼓励许多人去为艺术付出。热爱艺术的确可以成为为艺术付出的理由！所以我们相信也期盼，在观众那里，参展艺术家和展览组织者的努力，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