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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画派画集》：离当代最近的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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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画派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2002年岁杪，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中国近代画派画集”三巨册：《海上画派》、《岭南画派》与《京津画派》，为上个世纪末陆续出版的《五代北宋画集》、《南宋四家画集》、《元四家画集》、《明四家画集》、《四王画集》、《四僧画集》、《扬州八家画集》等，画派系列画集的出版划上了一个句号。而对于近代中国画画史研究，则是一个新的起点。
与以前出版的同类画册比较，《中国近代画派画集》明显地加重了编辑含量，加强了学术分量。收入三本画册的一千来幅作品，都有规范的著录，重要作者附以小传。绪论部分对每个地域性的画派形成、发展的环境背景、作者群体、组织、创作面貌、理论成就以至对该画派的研究现状作了重新研究与梳理，并各附以大事年表。为日后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20世纪前期，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岭南地区、京津地区，以画会组织或美术院校为依托，形成鼎足而立的三个地域性画家群体，他们的活动方式、艺术取向不同，但都对中国画的延续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其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在20世纪初，在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动，又面临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之时，为保存和发展传统文化传统艺术而作出的不同回应。
上海以及江浙地区，以山阴三任、吴昌硕等人为代表的画家群在19世纪晚期以来，形成对全国有广泛影响的海上画派；以“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岭南画家早年留学日本，后来活跃于上海、广州，以改革中国画为号召，对中国画的发展作出自己的实验、探索。北方地区突出的是中国画研究会和湖社两个画会群体，他们提出的宗旨是“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先求根本之稳固，然后发展其本能”，强调保存国画固有之精神。在当代画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的是对于海上画派和岭南画家的研究，“京津画派”的提法，是这次编辑出版近代画派画集之时，为了与海上画派、岭南画派相对应而提出来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提法，而且两个画会有过分裂并在各自办的刊物上相互攻讦的情况，给人以似乎势不两立的印象，但从整体面貌、人员结构和艺术取向上实有很多共同性的东西，作为一个画派看也不悖于史实。三个地区的画家群体创作活动可以说是南北辉映，相互增益，在二、三十年代，共同促成了20世纪中国画创作的第一个兴盛期，并对后世留下深远的影响。
近年来绘画市场对中国近代绘画作品兴趣日增，对20世纪前期画派和画家群体的研究和鉴藏也愈来愈引起海内外，特别是台湾、香港等地区研究界和收藏界的关注。因之，这三本大型画集的编辑出版也与这样的社会需要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绘画未来发展的参照、借鉴意义，因为它们是离当代最近的传统。
将海上、岭南、京津画家集群的创作作为近代画派的组成而出版，为对特定时期内三个不同地区的创作面貌进行参照、比较，以达到更宏观地全局把握提供了便利。这一领域还存在着有待继续深入的很大研究空间，就连三个画派的指称、准确内涵、传承关系，在学术界都有着不同的见解。对其中一些代表性画家艺术成就和历史作用的评估也还有待深入分析研究，还有些特殊性的问题，如：
三个地区绘画组织、创作活动都不是孤立的，有着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这些丰富的内容有待作更全面、宏观、具体的研究。
再如，三个地区画家都与日本画界以至文化界、政治界、经济界有过密切的交往，这些交往的动因是由于当时中日双方美术界都面临着艺术思潮变革，为着重新找到生存与发展的基点，而需要从对方寻求支持、借鉴，交流艺术经验。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行动的步步加紧而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正常的文化交往也不免蒙上一层政治色彩，人员和交流活动的目标、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对于这类问题还有待于在充分掌握实际材料的基础上作细致深入地揭示、剖析，而不能做简单地、情绪化的判定。
目前最大的困难在于研究者所能直接掌握的原始材料和图像材料都太少，有些问题还需要有不同领域研究者的配合、协作。应当感谢出版家的远见和魄力，投入如此大的力量出版这三本大画册，其意义不仅在于今天，也在于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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