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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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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分别在深圳和澳门召开。论坛由深圳美术馆、澳门塔石艺文馆共同主办，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协办。会前，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名为《艺术与社会》的文集，其中收集了26位学者为出席论坛专门准备的论文。
“深圳美术馆论坛”是一个常设性的批评理论研讨会。首届论坛于2003年举办，主题是“共
生与互动”，邀请了老中青三代共26位批评家参加，大家回顾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与当代艺术20年来的历程，并对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成果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检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这一主题源自首届论坛的有关讨论。当时几位与会批评家，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并提出了当代艺术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基于这个原因，本届论坛的学术主持孙振华和鲁虹经过反复的酝酿，确定把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在纵深和横向的层面上加以系统的发掘整理，从而就与当代艺术以及当代艺术批评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学问题，展开集中深入的专题讨论，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此的更多关注，响应当代艺术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本届论坛邀请的29位专家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兰州、成都、重庆、昆明、深圳、广州、澳门、香港、台北等城市。这些专家包括于长江、王林、王嘉、尹昌龙、邹跃进、朱其、冯博一、孙振华、吕澎、李公明、吴鸿、陈志诚、张颂仁、杨小彦、易英、单世联、郑也夫、查常平、徐虹、高华、高岭、顾丞峰、殷双喜、曾肃良、管郁达、鲁虹、鲁明军、谭天、缪鹏飞。他们当中，不仅有美术理论家和批评家，而且还有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跟首届论坛相比较，本届论坛不仅扩大了合作范围和邀请范围，而且更明显也更重要的是，本届论坛把对艺术的讨论纳入到更加开宽的学术视野。台湾学者罗中锋与赵孝萱还自费参加了大会，还在会上作了发言。
会议的上半部分在深圳举办，深圳美术馆馆长王小明女士首先为论坛致开幕辞，并对本届论坛主题的来龙去脉、筹备情况及前瞻意义进行了介绍和展望。她特别强调，深圳美术馆举办两年一届的常设性论坛，一方面是希望批评家们能超越具体的展览与作品展开讨论，另一方面是就艺术批评与策展本身的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有效地促进艺术与批评的良性互动。
论坛会议包括四个专题报告、若干主题发言和各种方式的即席发言。专题报告分别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的《走向游戏的时代》、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于长江的《不期而遇：社会学对于艺术的几个切入点》以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单世联的报告。郑也夫教授从性质与特征、产生与发展、功能与副产品、上瘾与依赖等方面提出“我们始于游戏、终于游戏”的观点。于长江副教授认为，社会学自身的学科特点决定了社会学主要是从制度、互动、需求、功能、合作、解释、冲突、自主等角度来理解艺术，他在报告中介绍了社会学对艺术的几个主要介入点、有关概念和理论。高华教授就学界如何评价20世纪中国的左翼文化的问题作了全面精辟的介绍，这对大家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中国当代艺术有很大的启示；单世联研究员则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对本届论坛的主题作了发言，其中包括如何转向、转向什么、可能出现的问题，深受与会者的好评。
接下去的主题发言，按照国际会议的惯例分场依次举行。每位发言人的主题陈述都控制在15分钟左右，而且每组发言结束后安排一段时间由全场与会专家进行提问和自由讨论。在第一场发言中，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尹昌龙的《艺术的社会学批评》、《中国空港》主编高岭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之我见》、广东美术馆副研究员王嘉的《生产与传播：也谈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兰州铁路局鲁明军的《当代艺术在社会学转向中的实用主义误区及其消解的可能行》等主题发言，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比较激烈的反响。关于“艺术的社会转向”与“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之间的差异、错位或互补的状况，它们究竟在多深程度和多大范围值得关注，以及社会学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研究是否具有普遍的功效以及它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等等，在开始的时候就成为讨论的热点和焦点。以至于“社会”、“社会化”、“社会学”、“艺术”、“当代艺术”甚至“转向”和“转型”等词汇，成为本届论坛贯穿始终的关键词。
在接下去的发言当中，殷双喜的《大众文化与微观政治》从有关成都双年展的争论入手，讨论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大众文化，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中国当代艺术的前卫性，提出艺术中的微观政治概念。谭天的《毛泽东思想美术：一种美术潮流的社会学命名》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美术”这一命名的学理性和合理性，并追溯其发源的时间上限，以及流变的几个阶段，概要地说明了其整体性和各个时期特征。鲁虹的《“新人类”现象在中国当代油画中的呈现》在清理当代艺术史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分析了导致“新人类”油画得以产生、并在创作方法上大幅度偏离传统创作模式的内在原因。王林的《真实就是力量：关于中国美术批评的社会学转型》认为当代艺术界所说的社会学，应该是一种文化社会学或精神社会学，其目的无非是借助社会学的方法去考察和揭示中国艺术中的文化问题、精神问题和社会问题。邹跃进的《中国艺术生态的生成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之分析》聚焦“官方艺术”，从阐释社会学的立场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进而阐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官方艺术”仍然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顾丞峰的《1942年以来美术作品中农民形象的分析》认为1942年以来美术作品中的农民形象的变化，不仅反映了社会在正常化过程中阶层心理的变迁，也体现了当代艺术的知识分子画的特点以及这种过程中的不可逆性。台湾学者曾肃良的《论“性解放”进程的变态心理及其艺术现象》以艺术社会学为基础探讨跟“性解放”有关的种种艺术现象。缪鹏飞的《中国现当代艺术的思考》探讨了社会学背景底下的艺术的精神性话题。张颂仁的《策展随想》、朱其的《“鸟巢”：一个社会实验？》等，结合展览策划的具体实施等话题，阐述了相关的论点和思考。这些主题发言，分别涉及到中国当代艺术社会学转向中的基础理论、基本理论和个案分析，不少观点在自由发言和讨论中引起了足够的反响。
会议的下半部分在澳门举办，会议形式保持不变。吴鸿的《中国当代艺术嬗变的社会文化分析》分析了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的紧密联系。管郁达的《身体与情色：1990年代以来中国实验艺术中的暗流》对身体媒介、情色话语与艺术实验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1990年代以来中国实验艺术创造性活力成长的社会文化机制。徐虹的《“她”·“他们”·“她”》结合肖鲁《对话》作品的署名权之争，展开讨论和思考，提出中国当代美术史的问题与出路。孙振华的《1986和2004》分析了《(江苏)画刊》在1986年和2004年在理论和批评文字中的差异，证明18年来中国艺术批评在关键词、艺术观念、所关注的问题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应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的趋势。查常平的《当代艺术的公共性与个人性》认为“公共艺术”不是公众的艺术，而大多数人喜爱的艺术，不一定就有公共性。在下半部分的发言中，有不少亮点和焦点，比如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问题、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关于身体的话题、关于社会学转向的话题，等等。这些发言，一方面延续了上半部分的有关发言的话题和内容，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不少新的思考空间。论坛接近尾声的时候，还安排了半天时间，进行了一场开放式的全场讨论。来自各媒体的编辑与记者也参与了大会的发言，与会学者就此次论坛的问题和话题，进行回顾式的探讨。在谈论中达成了若干共识，比如：(1)这次论坛，打破了过去由艺术批评家自说自话的封闭的方式，由于邀请了“圈外”学者的参与，“圈内”的艺术批评家，通过跟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者之间的相互对话，尽管因为学科背景差异还不能完全地互相适应，但是在论坛发言和讨论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加开宽的视野，有利于今后更好地关注和研究中国当代艺术。(2)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归根到底它是艺术学领域中的话题，其所解决的问题是艺术和艺术学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需要借鉴社会学的若干观念、途径和方法，但是这种借鉴并不是艺术对社会学的生搬硬套，更不是把艺术学变成社会学。(3)与会专家还认为，此次论坛中所讨论的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当代艺术”并不是泛指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所有的艺术，它是有所指、有所特指的，指的是中国当代属于“前卫”的这一类艺术。并不是当代社会的所有的艺术都纳入“社会学转型”的话题，这里的最终落脚点，主要是讨论带有前卫倾向的这部分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它是中国的、是社会的、是当代的，也是前卫的。本届论坛的艺术主持人之一孙振华对这次论坛作了总结，肯定了在讨论过程中所提出来的种种观点的学术性，以及各种不同的观点对于从不同角度理解和探索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的积极作用。特别谈到此次论坛是研究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的良好开端，有关的讨论和探索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最后，澳门塔石艺文馆馆长陈迎宪先生致闭幕辞，对与会专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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