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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离我们有多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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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启功先生去世，关于大师的话题又提出来。启功的逝世使得许多人感叹，认为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于今后是否再能出现像钟敬文、张岱年、费孝通、启功等一类的大师表示担忧。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认为，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们很可能看不到下一位大师出现。
在我的印象里，这么些年来，几乎每一位备受尊敬的学术老人离世，人们都会提出类似的担忧。这不免令人心中凄凉：难道我们的学术真的从此“无后”？难道今天乃至今后的人们，就只能、只配俯首贴耳匍匐在地，在前辈大师们的阴影下生活？
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学问和艺术精湛、甚至开一代风气之先者大有人在，然而能够被尊为大师的，凤毛麟角。如果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些流星般消逝的大师们，也许我们会猛然发现，大师的天空似乎有些沉闷和寂寞：在中国，至少在当代，那些有资格被称为大师的，除了学问和人品要足够好，寿命似乎也要足够的长，没有九十一百岁，起码也得七老八十。当年五十余岁便投河自尽的王国维，如果活在今天，能够被称为大师吗？我不知道。
大师的另一个普遍特点，是“耐得寂寞”，枯灯黄卷读古书。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窗外雨和风。大师们的太多学问，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风，读着读着，俨然把自己读成了活的图书馆；他们的学问，也大多跟现实的社会冷暖无关，博大精深地一一变成了图书馆的馆藏文物，在熙熙攘攘的世界里，只有偶尔的路人，重新将他们的学问、将他们生前的趣闻逸事从尘封中翻起，恍若隔世。
大师们的辞世，每每令我感到一种无限的怅惘，不是因为“后无来者”的感叹，而是这样的大师们，一旦告别人世，其学问和人品风流，也迅即和人的肉身、人的灵魂一道，化作了轻烟袅袅。因为，在相当程度上，其“博物馆化”(曾德雄语)的研究方向，早已将精湛的学问和艺术，变成了大师们的专属之物，很难与劳苦大众共享，更难以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大师们是寂寞的，不管其面前有多少鲜花、掌声和镁光灯；而当我们怀着无限的虔敬之心仰望大师时，我们又何尝不感到一种周身寒彻的孤独与寂寞———为什么大师总是离我们那么远，那么远？
但我心目中的大师，不是因为离我们、离我们的现实生活遥远而必须仰视，而是因为他发乎其情地用他博大精深的学问和艺术深深地爱着、影响着我们而令我们对他不得不发自内心的肃然起敬。他也许很年轻，就像托克维尔20多岁写《美国的民主》；他也许人格并不完美，但他的思想和智慧却足以烛照人类的一切黑暗，指引着人们看到充满希望的曙光；他的名字也许并非广为人知，但他的思想和观念，早已成为社会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人类的灵魂与血液。
古往今来，正是大师们的目光，聚集成了人类前进的方向。这样的大师，生前身后都不寂寞；而大师辈出的人类世界，没有一个人的前行会永远地孤单而无援！
借用韩愈的《马说》是先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借用西哲的话说，这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也许大师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视而不见。当人类的天空晴朗，当我们的眼里不再充满阴霾，抬头看，千年万年以来，人类的星空何时不是大师云集群星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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