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新世纪文学的“新表现” |
|
《文艺争鸣》在2005年第二期、第三期推出了“关于新世纪文学”专栏，发表从不同角度研讨新世纪文学的文章共计18篇。专栏的主题语为“新世纪，新表现”。在“编者有关开栏的话”中这样说到：21世纪这5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它需要我们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
对新世纪文学的宏观审视与展望
在发表的文章中，张颐武的《大历史下的文学想象》具有较强的当代历史感，从20多年的中国发展角度，探讨了新世纪文化和新世纪文学的若干情况。他在文中指出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开始从原有的“现代性”历史框架中转变，获得了新的空间的定位。这种变化使得“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文化转向了“新世纪文化”。
杨扬等人的讨论文章《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几个因素》，提出了新世纪的新体验和新的写作主体建构问题，并论述了诸如文学书写与传媒、性别、外国文学影响等方面在新世纪的文学变化。
雷达、任东华在《新世纪文学初论———2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走向》中认为，提出“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难免会遇到像“当代文学”概念提出时所遭遇的困窘和尴尬。在对新世纪文学的诸种新质分析之后，作者认为文学在新世纪不太可能大起大落了，将维持一个基数，它的显在影响或者在缩小，而潜在影响却会通过自身或者通过替身，越来越大。
对新世纪文学多侧面、多角度的探讨
孟繁华的《生存世界与心灵世界》是研究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苦难”主题的专题文章，并论述了苦难叙事的功能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变化。在分析了《受活》、《妇女闲聊录》、《英格力士》等小说后，作者指出“苦难”仍是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
韩袁红的文章《走出自己的房间》以林白的《万物花开》为例阐明新世纪女性文学的转向痕迹。而李建军的《是珍珠，还是豌豆？———评〈狼图腾〉》与王学谦的《〈狼图腾〉与新世纪文学的生命叙事》则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中给予《狼图腾》这一长篇小说以迥然不同的评价。李建军认为《狼图腾》实属平庸之作，只因成功的商业炒作成为巨大而虚假的文学奇观，呼唤评论界不要因其商业上的成功而蒙蔽批评的双眼。王学谦则认为《狼图腾》以其叙事对象的陌生化、叙事技巧以及小说文体方面的独特性与当今日益都市化、日常化的文学叙事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构筑了自身的审美价值。
曹莹在《“80后”写作与新世纪文学》中考察了“青春写作”从缘起、繁盛到式微、蜕变的发展轨迹。一方面指出他们在艺术价值上的局限，并指出他们已在媒体捧杀和商业炒作下，陷落于当代时尚众生喧哗的危机之中。
针对不同文体在新世纪的新表现、新变化，王兆胜与徐敬亚作出了各自的反应与评价。王兆胜在《官员散文：希望与遗憾———谈新世纪散文创作的一种群体现象》中认为，对官员散文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探讨十分必要。他指出：官员散文的兴起，在新世纪的散文潮流中有着独特的内涵和形态。而徐敬亚在回顾了近年的诗歌走向后认为，新世纪以来诗歌又重新找到了某些感觉，诗歌活动频繁，但社会功利的介入，种种需求在向诗歌招手，也使新世纪诗歌面临自我选择。
贺绍俊在《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关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思考》中对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发展态势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新世纪结束了上个世纪文学批评的‘游击队阵势’，逐渐组建起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军的队伍。”他指出我们对新的批评制度的构建问题一直疏于讨论，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的文学批评制度已不再适用。
新世纪文学不可忽视“打工文学”
“打工文学”、“打工诗人”已存在多年，却一直未得到批评界应有的关注。针对这一情况，《文艺争鸣》把打工文学作为新世纪文学中的一种新的写作现象加以推介和关注，在第三期开辟“关于新世纪文学·在生存中写作专辑”。
蒋述卓在《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中指出：当前的底层写作与底层意识的表现超越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限制，而将笔触深入到对社会转型期阶层的分化与身份的转移、社会改革带来的生存困惑和道德困扰以及许多还难以一时作出好坏对错判断的难题。
打工诗人兼打工诗歌的理论阐释者柳冬妩在《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中认为，“打工诗歌”的出现是对技术主义倾向的一个小小的反拨和颠覆，以其再现式的写作方式重申了诗歌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打工诗人”从个人的命运出发，对中国社会转型这一重大社会问题进行了诗化的开采，展示了诗人从农村到城市身份转换的复杂情感和记忆。作者列举大量打工诗歌作品后指出，“农民身份”是打工者始终萦绕于心的精神胎记。这一精神胎记使他们在城市的迷宫面前感到诚惶诚恐、孤独徘徊，在城市的异化世界中体验到日益激烈的内心挣扎。但他们在生存的困境中坚持了发自内心的创作，在岁月的磨砺中葆有自然人的本真诗性。
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中指出：“底层生存写作”为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强化了一个关于写作伦理的庄严论题。
《张联的傍晚》是王小妮对张联这一农民诗人及其《傍晚全集》的解读，充分肯定了其在艰难的生存现状中对诗歌的迷恋与不懈追求。
张未民在《关于“在生存中写作”———编读札记》中，称“打工文学”为“在生存中写作”，以区别于“在写作中生存”的文坛职业作家文学。他认为“在生存中写作”的文学是人类第一生存状态(即活着)与文学写作胶结在一起的写作方式。“人文精神”这一知识分子性的概念用在这些“在生存中写作”的作品身上，似乎不大适用。这些作品所张扬的也许不是什么“启蒙话语”、“人文精神”，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以人为本”的人，去掉了“文”而直接显现的“人”。这种文学现象在新世纪像一面镜子一样立在主流文坛之前，为文学实现真正的多样性带来了种种新的激活与思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