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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四郎探母》背后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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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其昌、李维康夫妇久以革新闻名，《四郎探母》是二人合作最多的剧目之一，今操刀改之，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我觉得整理、规范、修改传统戏是势在必行、合情合理。因为京剧就是靠几代人的不断完善发展的，当年鼎盛的大师时代，也是有历史和文化的局限性的。在现今普遍浮躁功利的艺术创作环境，能静下心来严谨地雕琢传统老戏，是难能可贵的，值得喝彩。
李维康版《四郎探母》（下文简称“李版《探母》”）改得哪里好哪里不好，见仁见智，不是本文想谈的问题。我想提几个更深层的问题，供大家思考：
一、谁来改？（WHO）
如前文述，改是必然的。那么就要讨论由谁来改的问题，即资格问题。不 然，张三也改、李四也改、王二麻子也想改，难保“改进”变成“改退”，“修改”变成“糟改”。以李版《探母》的经验，我认为还是应由那些优秀的演员（即“角儿”）来改。他们受过名家的真传实授，有丰富的演出经验，能从表演的核心角度出发，充分结合自身的条件，扬长避短。且有由量变而质变的艺术实践积累和美学思考。从京剧史上看，好戏几乎都是由好演员磨砺出来的，而不是导演、编剧或哪些领导。当然，演员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协作，但台上的事还是该由演员说了算，舞台艺术不是编剧和导演们的艺术，而是演员的艺术。
二、改什么？(WHAT)
改，无非是五个方面：一是情节架构；二是场次调度；三是唱念词曲；四 是表演风格；五是舞美服、妆。
改什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应因人而异、因剧而异。像《探母》这样的经典，不可能做大的改动，应该“修旧如故”，尽量保持原貌，最大程度的尊重前辈艺术家们的成果。李版《探母》总体上做的不错，主要是在场次调度、唱念词曲、舞台美术三个方面做了谨慎适度的修改，这是“小改”的一种方式，也最容易出效果。其实，“小改”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对表演风格的修改。这需要演员有超凡的艺术功力，否则就容易费力不讨好。我举个成功的例子给大家，杨荣环和童芷苓都改过梅派的经典剧目《宇宙锋》，面对《宇宙锋》当然也只能“小改”，但杨、童根据个人特长和尚、荀两派的特点，把《宇宙锋》的表演改得别具风范，另有韵味。这个戏也成了两位的常演剧目，很受欢迎。
对于传统戏，我不赞成“大改”。“大改”其实类似另一种创新。我怀疑现阶段“角儿”们的能力不足以让经典的老戏演化成另一个经典，类似梅兰芳改《霸王别姬》、杨宝森改《伍子胥》、李少春改《野猪林》；裘盛戎改《草桥关》。梅兰芳改《霸王别姬》，观众从主要看“霸王”变成主要看“虞姬”，成了梅派代表；杨宝森改《伍子胥》，一部汪派经典变成了杨派经典；李少春改《野猪林》，杨小楼的戏成李氏的最佳实验品；裘盛戎改《草桥关》，花脸开场戏成了裘派巅峰之作《铫期》。这种“大改”决不是哪个演员都能完成的，仅近二十年来，失败的例子就不少呢。
三、怎么改？(HOW)
李版《探母》，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都演了，好评如潮。也许将兴起一 阵对传统戏的修改风潮，各院团都会找老戏来改。京剧界能将部分精力和财力转移到传统戏的整理、规范和修改上，是件好事。甚至梅花奖里应该设一个传承大奖，给那些改得好的戏。但我仍不无担忧，主要两点：一是急功近利；二是整齐划一。
急功近利。院团间为了竞争，显示综合实力。争相修改传统戏，搞“大跃进”式的竞赛，结果必是又归于浮躁之风，不对老戏精雕细刻，而只是重新包装或标新立异，不重于唱念的规范和表演的深化，而只是简单的拼凑情节架构和无度的夸张舞美服饰。加之某些报刊媒体片面追捧吹嘘，使之成了另一个面目出现的某些新编戏，那可就不是对老戏的“大改进”而是“大破坏”了。
整齐划一。昨天就听说，很多剧团院校表示，以后就按李版来教来演《四郎探母》。如果说这是一种声援，一种支持的态度，欢迎。但要警惕，就是整齐划一。京剧是舞台艺术，舞台艺术是演员的艺术，表演是核心。京剧的繁荣象征之一，就是表演的多样性。一个戏，各流派都演，一个流派又各有各的诠释，这是很重要的。就说《四郎探母》，各家演来就各有不同，这才是自然而恰当的。我们不希望也不应该全都按李版修改的《四郎探母》来演，把它当成新的“样板戏”来禁锢演员和剧团的个性，所以无需表这样的决心。上海京剧院应该有上海的修改版，天津京剧院应该有天津版的，应该根据该院团演员的特点和该院团的传统风格来修改编创，甚至没修改的老版也要有人演。艺术上是没有权威的，让市场和时间去评判优劣吧，好的才会传承下去。那种标榜一个，大家看齐的思维方式是过时的、短视的，也是不利于京剧艺术发展的。
拉拉杂杂谈了不少，也许有点杞人忧天，但有些话总是说在前面的好。衷心祝贺李版《四郎探母》演出成功，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更憧憬它能在一条正道上走下去，让传统艺术散发出时代的光辉，也让我们的新时代真正找到传统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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